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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我走过类风湿的母亲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我的母亲,不但给予了我今生的生命,而且,她以她无私广大的母爱,伴我走过了二十二年的类风湿的病残人生。在我踯躅跋涉在坎坷的病途,在我走得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里,在我要放弃自己的时候,是母亲的覆护,母亲的照顾,母亲的二十二年的生命,换取了我的坚持,我的康复。是我的含辛茹苦的母亲,在二十二年的煎熬中,又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。
十六岁的记忆
十六岁那年,是我得病的第二年,经过春季的数次地塞米松的输水和之后的2个月的强的松口服治疗,7月份,由于减激素的不当操作,我的疾病终于第一次严重复发了。一时之间,全身大小关节都骤然疼痛起来,我瘫倒在病床。我的父母,一下子慌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好在邻居提供了自己亲戚的治疗经验,在外省的一个地方取的马钱子的药物,治疗风湿很有效果。父亲就帮我买回一些。
那是几乎只是马钱子的一种散剂,每次服用,都有剧烈的副作用出现:士的宁的中枢神经兴奋作用是如此的强烈,我浑身不住的抽搐,除了四肢的抖动,还不时地把自己抛离床铺半尺有余,再重重的落下来。内心也特别的害怕,虽然并不知道是在怕什么。一点儿的风吹草动,哪怕是蚊子苍蝇在眼前飞过,我都会害怕的更加剧烈的抽搐起来。
每天晚饭后服药,之后就是药物反应中到深夜一两点钟,然后我才能够入睡。每一天,都是母亲陪在我身边,和我一起熬过那段漫长的时间。第二天,一大早,她还要起床去田里抢干农活,在我中午醒来之前,做完所有的农活。父亲在外地教书,家里的农活,本来就只是有她一个人操持的。
这样子治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除了身体更加疼痛外,一无所获。父母知道,这样是不行的了。他们又在别人的指点下,带我去湖北洪湖求医。连抬带扶的,我终于上了火车。车上的人很多,我们只有两个座位。父母站在过道里,把两个座位都让给了我。虽然这样,我仍然因为不能够躺下来而难受。母亲就半蹲半跪地伏下身子,把我的头和上半身揽在怀里,让我的下半身可以放平在座位上。
我不知道,86年的普快列车的时速是多少,我只记得,我是这样从郑州到了武汉。列车到了目的地,我的母亲,她已经站不起来了,变得比我走路还要艰难!
从洪湖拿到的药物,还是对症的,慢慢的起到效果,身体的疼痛渐渐减轻起来。那时的我,年纪尚小,不能够记忆母亲的面对重病的女儿,内心的煎熬与痛苦。我只记得,由于吃不下东西,母亲每天要把鸡蛋打上半个小时,撇除所有的气泡,这样才能够蒸出入口即化的鸡蛋羹;我只记得,每次吃饭,母亲那企盼的眼神,只要多吃一口,她都会笑起来;我只记得,那年秋天,她怕我一个人在家烦闷,常常背着一米六三的我,去下地干活——父母为了我的病,节省每一分钱,他们甚至舍不得买一辆架子车;我只记得,那年我的生日,母亲为我从集市买回了两株菊花,种在了院子里。母亲知道我喜欢花,她知道这样可以让我高兴。那火红雪白的菊花,至今仍是我记忆里最美的菊花。
十六岁的记忆,只有疾病本身的痛苦,没有心理的重担。只有母亲的辛劳和呵护,没有体味母亲的心里感受。那时,因为年纪的缘故,也因为对类风湿的不了解,我的疾病虽然发展的凶险,但是,真的没有带给我太大的心理压力。我只是单纯地认为,我患的是一种常见的关节炎而已。所以,尽管一年后,药物已经渐渐地没有了疗效,我的膝关节和踝关节还很疼,我的双腕关节已经强直,我还是高高兴兴地复学了。在此后的日子里,寻医问药,治病吃药,仍是父母的一项主要生活内容。
我患的类风湿,准确地说,是幼年类风湿。疾病带给父母的心疼女儿,治疗,经济的压力,当时我并不能够体会。我也不知道,这样的疾病,对于母亲的将来,对于我的将来,到底会意味着什么。 |